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长杨华山
古朴的四合院，绿植郁郁葱葱，知了在树枝间鸣叫，夏日的正午，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很多。杨华山从房间走出来，手持《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章程》，向来者简要概述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工作。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是杨华山工作和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不仅仅因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或许，在他心底，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还凝聚着他父亲杨静仁（国务院前副总理）的心血，母亲吕琳（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组长、协会前会长）的牵挂。
这是一份意义深长的工作，既有历史使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传承了数百上千年的文化遗产，要由我们这一代人保护。父辈们为此殚精竭虑，我辈亦应有作为——如上话语杨华山未说，却写在他的行动上，镌刻在他心中，一刻不忘。永不相忘！
受父亲影响最深
命运与家国相连
人的命运总是与家国相连。尤其杨华山，其父亲杨静仁，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此之前，历任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党代表和团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党组总干事、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宁夏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六届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期间沉沉浮浮，作为杨静仁家中的孩子，杨华山在成长过程中的所知所感也比其他人更深刻一些。
1951年，中央指定刚30岁出头的杨静仁负责接待工作西藏和谈代表团。
和谈成功后，在中南海举行的庆祝宴席上，又是杨静仁领着西藏代表把盏来到毛泽东主席面前
1952年，杨华山生于北京。五十年代，新中国一派簇新，经济建设也提上日程。彼时，杨静仁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1961年，一纸调令，杨静仁从北京拔营宁夏，任职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八岁的杨华山也随家迁往宁夏。“我那时上小学三年级。”杨华山回忆，眯着眼，仿佛在回味童年。
快乐的生活很快受到冲击，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扫荡每一个角落，常人尚且感受到暴风雨的侵袭，何况作为主政一方的高官？杨静仁作为宁夏一把手，在全国被点名批判受冲击尤为严重。一夜之间，杨华山由高干子弟沦为“黑五类”，个中感受，不可言说。
“我们没学上，也没工作做，甚至上山下乡也去不了，唯一能做的是临时工。”为了生活，杨华山做过很多工作，在站台上卸过煤，也做过搬运工。如今想起，“这段生活很有意义，可以说是接地气，知道了真实的生活，明白了劳苦大众的苦。”杨华山说：“那段苦，都能捱过，以后也不会怕什么了！”
《红灯记》中，李玉和对李奶奶说道：“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了！”那十年，是杨华山喝得一杯醇厚的垫底酒。
十年浩劫结束，杨华山与全国老百姓一起，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迹，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杨华山考入西北民族大学政治系，四年毕业，取得法学学士。三十而立，杨华山的事业开始扬帆。
首站却是艰苦的西藏。这是父亲的意见。离别时，杨静仁写给杨华山一首诗——《送同志去西藏》：“……前进，勇敢的人哟！那高洁的雪峰等待你们瞻阅，碧绿的江水将映照你们在高原拼搏。我们曾相距万里，可彼此的心何尝一刻分离过？纵今后原高峰险也不阻隔。……” 好男儿要多吃苦锻炼，这是父亲的期望。
图：在西藏时的杨华山、朱小丽夫妇和父亲杨静仁、母亲吕琳的合影
杨华山在西藏一呆就是五年，这五年，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工作，负责校刊编撰，一本刊物，从头到尾，一个人全部包干。由于党校刚从易贡迁来，办公条件不好。他的办公地点，就在车库里，一间铁皮房子内。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组织上准备提拔他，得知这一消息，杨静仁阻止了。那个时期的领导人，没想过谋私利，想的最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有一次，作为民委主任的杨静仁要宴请参加援藏工作的民委系统的同志，杨华山也被民委办公厅的同志列入了宴请名单，但杨静仁同志见到后就毫不客气地给划掉了。事后，他对杨华山解释说，“你不要生气,哪有老子宴请儿子的道理。”一句玩笑话，体现出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原则性。
“如果说我这一生，受谁的影响最大，那就是我的父亲。”杨华山说：“父亲一生都将为人民服务身体力行。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但不是说要求要多有才，要做什么重要工作，要求的是品德高尚。在父亲眼中，德比才更重要。”
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在杨华山家的客厅中，挂着几张父亲与毛泽东等几任领导人的合影，照片中的杨静仁从年轻的意气风发到年老卧病，一幕幕像无声的影片，叙述着老人的一生。九十年代，有感于中国少数民族文物流失严重的问题，由国家民委倡议，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杨静仁任首任会长。第二任会长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第三任火炬传到了杨华山之母吕琳的手中……
1985年6月6日，邓小平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
前排左起：梅益、杨静仁、习仲勋、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王兆国。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历史，便会知道，杨华山与其渊源颇深。作为现任法人代表、秘书长、会长，杨华山如今的工作重心便是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
在西藏呆了五年后，杨华山调回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做行政工作，之后又到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或许是受父母亲的影响，他对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开始关注，并最终接过父母亲的接力棒，致力于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民族文化的保护，收集，整理，挖掘，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为主线，更好地为国家的民族工作尤其是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服务。”杨华山说，“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6月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是全国性、学术性与专业性兼有的国家级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与民间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物科学研究和交流的唯一重要途径与重要窗口。我们要进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物知识的普及宣传，为理事会员提供服务，争取海内外社会各界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出现了一些民族文物被破坏、流失、消失、甚至灭绝等十分严重的现象。震后，协会第一时间起草并向全国发布了《关于抢救羌族等民族文物倡议书》，呼吁灾后要及时展开文物抢救修复与保护工作，使得一批稀有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
2009年，那次举国关注的“圆明园兽首在法拍卖”事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连夜撰写《关于圆明园被掠夺文物在法拍卖的声明》，声明指出，按照国际公约，圆明园鼠兔首理应归还中国。从法理上说，这两件文物被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掠夺，是犯罪所得，将其进行拍卖，实质上是通过形式上合法的程序，实现非法占有的合法化，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和保护。严正声明：
我们强烈反对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掠夺文物的行为，因为一个有职业道德和文化良知的拍卖公司，不应拍卖历史上因战争抢掠、盗掘而流失的文物，否则就是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基本理念的亵渎。我们呼吁有关方面尊重和听取中国人民的呼声，立即停止拍卖活动，拒绝参加竞拍，并依照国际社会处理非法流失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框架和原则，积极促成圆明园被掠夺文物回归中国。
声明连夜译成英文，法文，并由国内外各大媒体播发，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和反响，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所提出的有关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纳，此事件已被国家民政部例入案例。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又第一时间起草并向全国发布了《关于玉树震区民族文物抢救和修复的倡议书》，并派出副会长于今先生只身一人赴震后玉树灾区深入调研，于今先生在玉树州文物管理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每天在海拔3800米的高原行进近千公里，先后实地调研了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损情况。从极其恶劣、危险的条件下，获取了灾区文物损坏的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生动、鲜活的材料，撰写了专项调研报告，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有关部委、青海省的重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了报道，引起了海内外社会各界对玉树地区文物修复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这三份倡议和声明，被专家学者称为近百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出声音，认为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事件。”杨华山说，“这些工作都对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这种地质灾害恐怕还有不少，我们协会将在灾后少数民族文物抢救、保护以及宣传方面继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近年来，协会多次主办和参与制作一些宣传民族文物的影视题材、少数民族文物展、少数民族服饰展，连续举办过三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书画摄影展”；协会为贫困地区引进资金，多次向灾区捐赠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助灾区受灾学生。协会在北京牛街回民小学设立了全国第一家青少年民族文物教育基地，授予呼和浩特市泰和博物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民间博物保护基地。等等这些活动能够直观性引导和教育群众认识文物、保护文物，从而增强了民族间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
会议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经国家民委党组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牟本理担任协会会长，于今、格勒、李仲华、杨春光、张志文等任副会长，杨华山任法人兼秘书长。
协会还将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优势和作用，就“当代民族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灾后文物抢救与保护”、“海外流失文物调查与法律问题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文物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以及其他问题开展相关热点问题的论坛、专题研讨等学术交流活动。并基于公益和专业优势，筹建“民族文物收藏馆”，建立“民族文物保护示范区”和“专项基金”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和支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先进集体与个人表彰奖励，颁发奖状、奖牌、奖金。积极创新文物保护与发展互动模式，为热心文保事业的各界人士、协会理事、民间投资者、收藏者搭建文物藏品服务平台，为政府博物馆提供专业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文保工作将进一步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开拓进取，为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不遗余力，不懈努力，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杨华山谈及如上成就和即将开展的工作，毫不讳言，很多工作都是别人做的，言辞谦逊，“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
民族博物馆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栖息之地
杨华山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历史较长，早在解放之初党中央就开始积极着手研究少数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1959年，民族文化宫在北京建立。1984年10月，国家相关部门曾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文化产业，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全国各省、市民族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建立民族博物馆，使得一些民族文物得到较为妥善的保存和发展。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我国对少数民族文物的搜集、展示和保护等方面工作日益重视，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开始注意对民族村寨的修缮和保护。与此同时，民众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力量。一些民间人士将收集来的民族文物放置在自己的私人博物馆里进行馆藏并面向公众免费展出。总之，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民族文物的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图：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2010年9月1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经国家民委党组批准同意，牟本理、 赵洪光（回族）、
于今（满族）、李仲华、张峰、肖厚忠、胡立新、 张志文、格勒（藏族）、
一西平措（藏族）、杨春光等任会长、副会长，杨华山（回族）任法人兼秘书长。
谈到民族文物保护目前面临的困难，杨华山认为，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民族博物馆，亟需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从1984年开始筹建该博物馆至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已收集到20余万件各种民族文物。但由于该博物馆没有建立，搜集到的民族文物就不能及时进行馆藏和展示，有些文物就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2003年，国家民委向国务院请示建立该博物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对其进行考察，并面向社会对民族文物进行征集。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拟建中国民族博物馆一事进行考察研究后，进行了立项准备工作。
“民族村寨商业化也是我国民族文物保护面临的问题之一。”杨华山以2014年1月25日,在贵州省镇远县报京乡报京大寨发生火灾一事为例来对此进行说明。“这个村寨是我国贵州黔东南北部地区最大的侗族村寨，也是我国保护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它被烧掉，牵扯到的是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态度问题。”杨华山说，“出现类似的状况，总的原因是当地政府重经济效益，轻文物的文化价值。有些地方政府为拉动地方经济，把一些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少数民族村寨变成旅社、饭馆、酒吧等，并承租给老板，而他们又私搭乱建，为火灾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民族博物馆、民族村寨商业化等问题是目前我国在保护民族文物方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杨华山认为。
为此，他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早地促成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建立，使民族文物能更科学地得以馆藏和传承。同时，他呼吁国家尽快建立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法，使我国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方面有章可循。他还建议在制定细则过程中，要根据少数民族历史特点进行界定和分类。
“我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既取得可喜的成绩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此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杨华山如是说。
生长在高官家中的杨华山，从小受的教育是，正派做人，实在做事。青年时期，与劳苦大众一起，感受普通老百姓的苦与乐。这些生活厚实的底色，也让他的人生之路平稳而坦荡。“正派，厚道”是朋友们送给他的评价。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是他一生努力的重中之重。前路依旧漫漫，但他会继续向前。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犹如一次漫长的马拉松长跑，他便是那坚持到底的跋涉者。因他身上，有少数民族兄弟的期许，亦有父辈的寄望。
